1901年，教徒们也各自回到教堂区。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帝国主义提出的“三边教案”交涉的咄咄逼迫下，同意举行和谈。

 夏天（6月11日），中国与教会双方在柠条梁（亦说柳贵湾）举行会盟（和谈会议）。参加会盟的有清朝政府派来的迪化将军赛伯尔（派代表）、驻宁夏理藩院部郎叶菊侯、陕西巡抚瑞徵（派统领刘少韩）、定边知事马兆森、靖边知事丁钖、安边理事同知秦昌、柠条梁巡检，甘肃灵武厅同知方仰欧，绥远右翼城佐领图伽布和伊嘎拉达扎勒峰嘎等各级官吏11人，伊克昭盟长（准格尔旗札萨克贝勒）、副盟长（鄂托克旗噶拉拉藏儒勒玛拉希扎木苏）及鄂、乌两旗士官；教会方面有巴士英、杨光波两教士，教民代表有巴岱、玛希、普日布、班扎尔、阎炳成（阎旺财）、李钰（李波）、张大臣等。会盟所需用食品由札萨克、乌审、鄂托克出5份，尤其鄂托克出的最多。会盟持续了一个多月，签订了丧权屈辱的《柠条梁和约》，和约规定中方因赔偿战事死亡的传教士叶司铎命价白银一万两，死亡的两名教徒每人命价一千两，连同烧毁教堂、战争消耗的赔款，共计17.85万两（亦说18万两）。此项赔款，由鄂托克赔8.4万两，乌审赔4.5万两，札萨克赔3万两，定边、靖边、横山一带沿边汉民贫困，只赔1.5万两，赔款时拿不出现钱的以廉价牲畜、土地抵押。乌审旗用慈禧太后的救济金抵赔了，鄂托克旗拿不出款，除以牲畜顶了一部分外，把东自伊当湾，西至大海则（今羊场壕境内），南自草山梁、北至臭水洼，东西长200里，南北宽20里至50里，约248平方里（亦说自黄蒿塘以南，生地滩、哈拉图山、达巴图山以北长80里、宽20余里）的土地赔给了洋人。官吏们说，给了银子，洋人能拿走，给了土地，洋人就拿不走了。这就是城川历史上的“赔教地”。

 1902年，拉希札木素的儿子噶拉藏儒勒玛旺吉拉札木苏为了接替札萨克多罗贝勒，从洋人那里借了两千五百两银子，赠给清朝郡王六部千两白银的贡物（贿赂），买到了官。为了还清这笔债，把白彦坑、黑梁头、哈日呼德等沙湾地段（亦说阿拉塘朗盖、什札、旧堆子、察汉陶塄）的大约2百平方里的土地，全部划给了洋教堂。那里居住的蒙古人被迫搬迁到驮盐路北面。这就是城川历史上的“卖教地”。

 洋人掠夺了地盘，盖起了教堂。1906年，重新建起了城川教堂；1918年，由传教士出粮，教徒集资3千两白银，建筑起城川教堂寨子。传教士专横跋扈，出入于各教堂区。有一次，一个叫袁史田岗的传教士骑着骡子到乌审雷龙湾、小石砭教堂，途经攘泥河下游的独岗湾都日雅拉台吉（奇国贤的祖父）家，这家台吉喂养着四五只狗，狗咬坏了那个传教士的骡鼻子，撕破了他的袍子。洋人用双筒枪打死了一只狗。都日雅拉台吉不依了，发生了武斗。台吉一怒之下，拔掉了那个洋人的胡子。洋人把胡子用纸包好，作为证物，告了状。结果，被清朝政府裁判为：让都日雅拉台吉做了赔偿，才算了事。据说是一根胡子，赔一棵树。把独岗湾和朝岱河畔的树木赔光砍光。洋人就用索赔的树木盖起了后来的城川这座“哥达式”的教堂。

 从1874年至1937年，在鄂托克旗境内建筑的教堂有小桥畔、史羊湾、堆子梁（1901年建本堂）、西白泥井（1909年建本堂）、东白泥井（1925年建分堂）、仓房梁（1935年建堂）、克泊尔（1898年建本堂）、新寨子（1937年建堂）、毛团库伦、黑梁湾、哈拉图敖包（雁墩山）、东西克丑、黄蒿塘、柳贵湾、伊当湾、沙路茅子、东黑圪垯、硬地梁、沙渠、城川等20座教堂或公所。当然有的盖个小土房能念经作弥撒，也顶教堂

 洋教堂是一个独霸一方的小天地。城川居民中伊盟七旗、阿拉善旗和青海的蒙古人都有，陕北榆林的汉人居多，靖、安、定、横山、吴旗的居少，也有山西人。人们如果在原籍犯了法，可以跑到城川教区躲藏起来，只要入了天主教，神甫可以保佑你终身无事。洋教堂区虽然设有保甲制度，但是蒙旗王府管不了，汉人沿边政府也管不着。传教士们络绎不绝，光城川、小桥畔几个大的教堂的神甫——外国籍的有费林敦、方思洛、罗庭良、袁万福、闵玉清、孟世昌、雷齐华、巴士英、南怀义、葛永勉、党义仁、田清波、贺歌南、马如龙，中国籍的有马元牧、马仲牧、石生玉、还有修女娅娜、石秀、赵某等8人，还有绥远省的总主教王学明、宁夏省的总主教王守礼、三边教区的区长温怀德等常来巡视。

 天主教堂为了剥削贫苦农牧民，设置了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会长和会计先生。城川教堂的会长有白斗林、沙计、胡比力古，还有外区窜进来的王天堂、马克达、马玛利亚等。

 洋教堂为了从精神上麻醉人民，设立了洋学堂、分男班女班，长书房、冬书房，识了字，再念经。学堂光收教徒子弟，贫寒者亦可享受穿、吃。

 1948年以前，秉承外国教会的旨意，由温怀德、马元牧等传教士登记，发展过一批15人的圣母军反动组织。

 比、荷、法、英等帝国主义的情报间谍，披着宗教外衣，利用传教之便，搜集中国的历史、地理、风俗人情、地下宝藏等国情资料，这是他们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罪证。帝国主义者以“十字架征服中国”派遣传教士，手捧《圣经》，满口“劝人为善”，祈祷“灵魂得救”，用软刀子杀人，干着殖民主义的肮脏勾当；而一部分无辜善良的农牧民，还要虔诚地感激洋教士，敬忠天主教。极少数卖国求荣之徒象马仲牧说：“在蒙古民族中，只有发展天主教，才能挽救本民族的下降。”但是，“慈善”的外衣，“圣洁”的面纱，终久遮掩不了外国教会的侵略本质，也欺骗不了聪明智慧的中华民族。相反，更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仇阶级恨，激起了永不熄灭的反对洋教的熊熊烈火。聪明勇敢的城川人民对于洋人的侵略行径恨之入骨，他们唾骂洋人为“洋鬼子”、“刺眉羊”、“花脸鬼”。

 “独贵龙”、义和团、红灯照反洋教斗争失败后，不屈服于帝国主义奴役压榨的鄂、乌两旗和陕北三边人民始终坚持着反侵略斗争。1932年，三边成立了挽回领土主权总会；1935年9月，鄂王府与城川天主教堂在哈日根图庙签订了协约，恢复了鄂旗在教堂区的行政权；至1943年，伊南游击司令章文轩又在城川设立了保甲制度。

 1941年11月，城川解放时，出击了洋教堂。1945年，城川废保建政时，收回了被洋教堂霸占的土地。

 1946年，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通过了《三边教区土地案》。7月4日，成立了“三边收回教区土地委员会”，陕甘宁边区民族事务委员会驻城川办事处派金汉斌、杨继祖、金汉文、郝生金、韩戈鲁等参加，旋即把堆子梁、白泥井、小桥畔、柠条梁等教区的土地移交给当地人民。8月15日，三边专署召开了清算洋教堂剥削人民的斗争大会。城川军政民联合会主任乌力吉巴图带领蒙古族代表10余人参加了大会，并办理了收回城川教区土地的手续。1951年至1953年，我国将外国传教士全部驱逐出境，从此结束了帝国主义借宗教势力侵略我国的历史。